编者按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作出了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为此，本刊开设“聚焦‘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专栏，约请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领导和业内专家，结合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行解读，总结“十三五”金融发展成就，对“十四五”和2035年金融发展进行展望。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蕴含了丰富的金融层面的内容，其中贯穿了金融改革与发展要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服务的思想。在这方面，可以从如何实现金融发展与防范风险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入手，来梳理与总结《建议》中关于金融问题的论述。

金融发展：金融科技、绿色金融与人民币国际化

在金融科技方面，《建议》中大概有三方面的表述。第一，“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这意味着要把金融科技的发展与货币信贷政策更好地发挥结构性功能二者融合起来，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工具的使用来构建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信用传导机制。第二，“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虽然数字货币是目前国内外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且中国人民银行对DC/EP的研发在全球范围内居于领先水平，但我国在推动数字货币方面还是较为审慎的。第三，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有序开放，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在2020年4月关于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改革中，数据作为一种单独要素被首次提出。在这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在绿色金融方面，《建议》指出，“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发展绿色金融”。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个表态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对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然而，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确是一个艰巨挑战。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需要各地统筹推进（有条件的地区率先达标、先进地区帮助后进地区）；另一方面，需要金融市场的支持与推动。如何大力发展绿色金融，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绿色租赁等工具来促进环境保护与治理，将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未来几十年中国金融体系持续面临的挑战。

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建议》指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过去的常用表述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慎”与“稳步”相比，前者似乎更为谨慎，对潜在风险更加重视。2009～2018年，人民币国际化在较大程度上受政府政策推动，且非常重视发展香港等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未来的人民币国际化将以培养境外对人民币的真实需求为基础。中国政府将鼓励人民币在东亚产业链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广泛使用，并通过向境外投资者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来提供更广、更深、更富流动性的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此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将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周边化提供新的动力。对于如何在RCEP区域内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值得深入研究。

防范风险：外部冲击、房地产与维护金融安全

在外部冲击方面，《建议》客观指出了“全球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以及美国新政府更迭之后，中美关系与全球化将何去何从？全球经济长期性停滞是否会继续深化？在中美经贸摩擦方面是否会进行重大政策调整？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政府、学界与市场人士思考与研判。

在房地产方面，《建议》提出要“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新的提法。在过去，我们不是把房地产纳入实体经济范畴，就是把房地产纳入金融（虚拟经济）范畴。或者把房地产行业的不同组成部分分别纳入实体与金融范畴。这次把房地产与金融、实体经济三者相提并论，反映了国家对房地产业的重视。笔者认为，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表现为房地产相关风险、地方政府债务相关风险以及中小金融机构相关风险。2018年初以来，中国政府关于房地产的调控思路已经成型。“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构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这一调控思路经历了中美经贸摩擦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考验，中国政府并未因为增速放缓而显著放松房地产宏观调控。未来，如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渐消化掉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是有关部门面临的重大考验。

在维护金融安全方面，《建议》指出要“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中，脱贫攻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顺利实现，而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与推进节能环保依然任重道远。在潜在增速放缓、中美经贸摩擦加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这三重冲击下，近期中国金融潜在风险表现出新的特点。比如，最近一些地方国企产业债违约，引发了市场的普遍关注。一方面，如何尽快打破刚性兑付格局、促进债券市场更加准确的定价；另一方面，如何避免债券市场的违约传导叠加，也成为监管部门面临的重大挑战。如何实现打破刚兑与防控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平衡，也是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

如何实现金融发展与防范风险之间的平衡

《建议》提出，到2035年，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人均GDP要达到2万美元左右。换言之，要实现未来15年人均GDP翻一番。要达到这个宏伟目标，需要采取一系列新的改革开放政策。毫无疑问，金融市场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将会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这期间，实现金融发展与防范风险之间的平衡对未来十五年中国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首先，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对于提高经济增长效率而言至关重要的结构性改革，如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服务业开放等。要解决资金“脱实入虚”“空转”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等问题，仅靠加强金融监管是不够的，必须要靠结构性改革来引入竞争、提升效率、改变激励，最终提高实体投资的回报率。只有实体投资的回报率显著上升，才能吸引金融资源的流入，以解决资金“脱实入虚”等问题。事实上，结构性改革还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甚至扭转潜在增速下降等问题。

其次，把握好稳增长与控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债务问题为例，我们一般用债务存量与GDP之比来衡量债务水平。因此，在中国经济增速下行、金融风险有所累积的大背景下，把握好稳增长与控风险之间的平衡就变得至关重要。笔者认为，传统宏观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仍应主要关注短期经济增长问题，通过逆周期调节来避免经济增速下行。相比之下，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应该在防风险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最后，针对存量金融风险与新增金融风险，应该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对于新增金融风险，可以通过加强金融监管、新老划断的方式来进行防范。而对于存量金融风险，监管当局应该采取系统式思维，审慎稳健地进行应对。针对这一“疑难杂症”，应采取多种疗法，避免处置风险的行动本身引发更大风险，同时做好应对预案。